配资114查询网而全组的人都帮董益三而不帮黄维

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写道：“我刚一到北京，就有人善意地告诉我，这里有四个‘大恶霸’，也有人说是四个‘惹不起’。我同意后一种称呼，因为我知道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什么‘南霸天’、‘北霸天’早已不存在了。在战犯管理所内，自然更不可能也不会允许还有这种人存在，顶多是蛮不讲理、别人不愿或不敢惹他，给他取个绰号‘惹不起’，这比较恰当些。”

沈醉说的“刚到北京”，指的是他1956年国庆之后，高级战犯（文官厅长以上，武官少将以上）大集中，他才从重庆战犯管理所来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宋希濂、徐远举、周养浩比他早到几个月，他的军统老同事董益三已经当了学习小组组长，王耀武已经当了学习委员。

根据沈醉提供的部队番号，我们可以推断出那四个惹不起，一个姓王，一个姓方，一个姓张，还有一个姓方，这四人基本都是中将军长或中将司令，在蒋家军中就霸道惯了，特务出身的沈醉当然惹不起他们。就是“军统三剑客”沈醉、徐远举、周养浩一拥齐上，也打不过这四个人，更何况正规军远比特务机构抱团，“后援”强大，所有的特务都出手，也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。

那四个“惹不起”，在真正的“大佬”眼里，也不过就是“小混混”而已——当年蒋军军衔乱套，中将多如狗，少将遍地走，有的上校一夜之间就因为晋升军长或兵团司令而直接挂了两颗将星。

蒋军军衔乱套，徐州“剿总”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应该有切肤之痛：说好了“徐蚌会战（蒋方对淮海战役的称呼）”由我负责指挥，可是下面的兵团司令都是中将，有些军长也是中将，他们都能直接跟老蒋说上话，我哪里指挥得动？

进了战犯管理所，战犯们真真假假的军衔“坟地改菜园子——拉平了”，互相之间就更是谁也不服谁，开起批判会也专门揭短戳心窝子，连一向嘴皮子利索的沈醉和脖颈子不打弯儿的黄维，有时候也不得不低头认错。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回忆：“在一次关于‘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’的大辩论中，我黄某人成了整个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批判中心。在学习讨论会上，我第一个发言说：‘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，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！’这一句话说出来以后，遭到了全体战犯整整三天的说理批判，最后我也不得不服输。”

黄维在功德林“人缘不好”，所以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、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董益三敢当众打他的耳光，而全组的人都帮董益三而不帮黄维，黄维特赦之后想起来还生气：“组长、副组长人多势众，大兴问罪之师，并向我动起手来，我便回手迎战，因为用力过猛，自己却跌倒在地上，脸也碰破了。”

黄维在淮海战场得罪了很多部下，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到死都没有原谅他，黄维也不承认杨伯涛是第十八军军长，他说杨伯涛那个军长是临时的，并没有得到正式任命。

蒋军将领的一贯作风是胜则争功，败则诿过，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依然如故，所以才出现了那四个中将级的“惹不起”，这四个所谓的“惹不起”，也只能欺负人单势孤的黄维和资历不深、“兄弟”不多的“同学”，在真正的“大佬”面前，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。

真正的大佬都是很低调的，比如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很多人的履历，却对两个“中将战犯同学”的过往只字不提——他不是不想提，而是不敢提，因为那两个人都参加过南昌起义，其中一个在特赦之后还是他的“领导”，他要想出版回忆录，是需要那个人审批的。

沈醉写回忆录不敢提的，现在可以提了，因为那位大佬也出版了《口述自传》，那里面有他详细履历：“1925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，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时加入国民党。 1926年3月脱离国民党，公开共产党员身份。1926年7月跟随朱德入川，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。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，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、少校连长。1928年--1931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、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、川东特委书记。”

看了此人的履历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，可能一下子就猜到了：此人就是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、被俘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的文强。

文强在战犯管理所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，他虽然十分执拗，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，但是知情人都心中有数：只要文强认错服软，他早就出去了。

文强只是嘴上不认错，并没有跟管理人员对着干，管理人员跟他的关系也很好，这一点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说得很清楚，连很多“监规”都是他定的：“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监规贴在监狱里，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。这些条子贴起来，监狱里再没有哭的了，再没有吵架的了。我们半天学习，半天劳动，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，后来监狱长（管理所所长）换了人，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，叫姚伦，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，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，是很好的朋友了。”

那部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电影叫《决战之后》，文强也是不署名的顾问之一，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建议换一个高大一点的人来演自己。

前几批战犯特赦之后，一般都要到农场劳动一年，这才到全国政协或各省市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，文强没有那个过程，他直接当了全国政协委员、文史专员，还成了所有文史专员的“领导”，也就是学习组组长。董益三和沈醉为副组长，副组长常换，而文强这个正组长一做就是十五年。

在文史专员办公室，很多事情都需要文强去办，也只有文强能办成。1976年那三次最特殊的追悼、座谈会，都是文强组织并作主题发言的。当时上面似乎不太想批准，文强直接撂了狠话：“不为难你们了，这是我个人的决定。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大不了我再回到监狱去！”

会开完了，也没人找文强的麻烦，原先的“同学”，现在的“同事”都彻底服了文强，不管是黄维还是沈醉，对文强都是心服口服，就连那一向不搭理旁人的黄维，居然也热心地撺掇文强找对象，文强回忆起来还是又好气又好笑：“黄维结婚，还有一些人结婚，都是我安排的。是我通知黄维，要按周总理的号召，选择一个人跟你结婚，黄维接受了。黄维对我说：‘你给我们安排结婚，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？你看你这个家里，我们来看看你，你自己要烧开水，连烧开水的人都没有了。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啊？你年纪老了，老了应该有个伴啊。’”

文强之所以有点生气，是因为他在黄维撺掇下找的老伴儿，没少给他带来苦恼和麻烦。

文强的亲戚、师生关系，沈醉是不敢写的，笔者也不太敢写清楚，但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一定知道：这样一位大人物，哪个“战犯同学”敢招惹他？

文强很低调，他在沉默中表示不服，所以有点不显山不露水，而《特赦1959》中叶立三的历史原型、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，资历一点也不比文强浅，起码南昌起义的时候，韩浚的职务就比文强高。

就像不提文强履历一样，沈醉对韩浚早年的经历也是只字不提，但是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《纵横》1992年第5期和2000年第3期中我们能找到韩浚的记录：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，入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5年10月，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，同行者中还有他的黄埔一期同学陈赓。1926年5月回国后调到张发奎第十一军教导营当营长，1927年6月任张发奎部警卫团参谋长，该团团长就是卢德铭。

南昌起义前，卢德铭、韩浚接到周逸群（贺龙的入党介绍人）电报，研究后决定去南昌和起义部队会合，但是他们走到武宁县时，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开，卢德铭、韩浚带领部队突破张发奎阻截转移到江西修水，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。